草原承载着独特的生态、经济和文化功能，被誉为“地球皮肤”。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天然草原3.928亿公顷，约占全球草原面积12%，世界第一。从我国各类土地资源来看，草原资源面积也是最大，占国土面积的40.9%，具有地域分布广、自然景观美、人文景观独特等特点。我国的草原不仅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资源，而且也是广大牧民群众进行生产生活、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基地。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草”被明确纳入生态治理范围。近年来，我国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沙漠综合治理等办法，使草原生态环境总体向好，但由于草原广布于西北地区，生态基础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形成沙化加剧、沙漠石化等危机，从而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深入研究草原生态保护与治理，是关乎我国生态安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维护边疆稳定、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草原生态治理和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广袤的草原是长江、黄河上游的主要生态屏障，直接影响两河的生态安全。由于自然、历史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草原生态保护面临历史欠账多、统筹发展难、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着力加以破解。

　　对“草原”的定位不清。仅从字面理解，草原不过是“以禾草为优势植物的生态区”。但在事实上，“草原”的含义更加广延，应指“包含灌木、乔木、苔原和湿地等一系列生态植被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及其周围环境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由于“草原”的概念模糊，导致人们实施草原保护的范围过窄，没有涵盖全部的草原形态，特别是那些较为少见的草原形态，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草原自身的生态环境脆弱。草原处在森林与沙漠的中间地带，是最易发生荒漠化的生态系统。草原生态有向森林或沙漠转化的双重可能：草原维护得好，则“沙退人进”、绿树成荫；反之则“沙进人退”、沙漠石化。当前，由于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草场用地规划变更等原因，草原生态环境已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薄弱环节。

　　草原治理能力不足。由于畜牧密度对草场承载的压力，草原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对生态保护、经济发展、能源基地建设等多重任务，以往的草原保护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新的发展需求，草原治理能力亟待加强。

　　草原奖补政策的效能不足。由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少、资源要素配置的灵活度不高、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等原因，草原建设的政策红利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协同治理草原的社会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

　　牧区自身的生产能力不强。从生产功能看，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证我国人民温饱问题的底线。而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大，国土总面积占比高，仅仅养活了1.6亿人口，生产效率低下。由于草原牧区大多处在欠发达的地区，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建设资金不足、种养殖技术不先进，牧区生产仍处在“靠天吃饭”的自发状态。特别是高寒地区牲畜饲养“夏饱、秋肥、冬瘦、春亡”的怪圈仍未打破，亟待龙头企业带动和科技创新支撑。

　　

推进草原生态治理和保护的基本路径

　　当前的草原保护与建设，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单一性治理等问题，急需从系统工程和全局出发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特别应该在产业发展、科技支撑、制度创新、生态文化等方面着力，实现人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大力发展草原生态产业。草原大多地处贫困地区，如果没有正确的产业政策配套，只是单纯地强调草原保护，而不重视草原产业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当地牧民生计的剥夺。发展草原生态产业，就是解决草原环境保护与草原产业发展矛盾的根本性举措。一是要转变发展思路。紧紧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精髓，牢固树立种草护草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牧民生活的长远大计，坚持草原保护与开发并举，发掘草原的生态价值。二是分类施策。要根据资源禀赋、生态情况、发展目标等划分主体功能区，坚持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并举，不搞“一刀切”。三是需要产业带动。坚持以开发促治理，使生态治理与产业化开发相结合。通过建设草原公园、牧业规模化经营等办法，挖掘草原的产业价值，打造绿色产业。四是用活用好政策。深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逐步实施季节性和区域性放牧。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实施工程项目、开展督导督查等办法，加大草原修复力度。